
一、賣家分化:從“價格戰”到“策略戰”
關稅壓力下,賣家群體已分化為三大陣營:
快速轉嫁派:將關稅成本直接轉嫁給消費者,通過大幅提價維持利潤。電子品類中,部分賣家將小家電價格從19.99美元提升至29.99美元,但行業平均提價幅度在15%-25%之間。
自我消化派:以大型品牌賣家為主,通過供應鏈優化(如產品輕量化、原材料替代)部分吸收關稅成本。
清倉虧本派:庫存周轉率低的滯銷品賣家,因現金流壓力選擇虧本甩貨,甚至退出市場。
這種分化背后,是關稅壓力與市場策略的博弈。高貨值電子產品賣家(如部分品類稅率高達35%-54%)更傾向于轉嫁成本,而中小賣家則因資源有限,被迫在“清倉”與“轉型”間抉擇。
二、平臺政策:混亂中的博弈與妥協
亞馬遜的政策應對充滿矛盾:
關稅提示功能上線又撤回:3月初計劃推出關稅提示功能,但因白宮干預,上線72小時后即被撤回。這背后是政治壓力與商業利益的沖突。
FBA庫容分配不均:2025年Q2,亞馬遜削減FBA庫容平均40%,但頭部賣家僅縮減10%-15%,長尾賣家則高達50%-60%。這種“馬太效應”加劇了中小賣家的生存壓力。
相比之下,其他平臺的選擇更為明確:沃爾瑪直接告知消費者關稅成本,Haul低價商城推出“關稅補貼”計劃,試圖通過差異化策略吸引賣家。
三、消費者行為:線上回避與線下搶購的悖論
消費者的行為模式同樣復雜:
線上數據:美國消費者對中國商品的搜索量下降27%,但實際展示的中國商品減少近60%。這背后是亞馬遜算法對“中國制造”關鍵詞的降權(50%)、賣家廣告投放減少,以及消費者規避傾向的共同作用。
線下數據:Costco、Target等零售商處,中國制造的家居用品、小家電和服裝類目被搶購。消費者對未來斷貨和漲價的擔憂,催生了“恐慌性購買”行為。
這種線上線下行為的割裂,反映出消費者對價格敏感性與供應鏈不確定性的雙重焦慮。
四、賣家策略:從“身份迷霧”到“全球化布局”
關稅政策下,商品的“身份”成為關鍵變量。賣家們通過以下策略應對:
稅率優化:通過HS編碼重構降低稅負。例如,某家居品類頭部賣家將產品從“廚房用具”(8.2%)重新歸類為“家用物品”(4.3%),年節稅達4.5萬美元。
去身份化:構建去中心化的“幽靈供應鏈”。例如,電子配件巨頭Anker通過德國工廠生產,將關稅從25%降至0%;某快消品牌采用“模塊化布局”,根據關稅敏感度靈活調整生產地。
去設計化:精簡包裝設計中的中國元素符號,避免因“原產地”標簽引發消費者抵觸。
然而,這些策略也面臨挑戰:
供應鏈重構成本:越南/墨西哥產能建設需8-12個月,管理成本增加15%-20%。
人才與資金壓力:多國分工延長了資金回流周期,供應鏈金融壓力陡增。
五、本土供應鏈:破局的關鍵優勢
在這場關稅風暴中,本土供應鏈的優勢愈發凸顯:
成本與效率的平衡:本土供應鏈能夠更靈活地應對關稅政策變化,通過優化生產布局(如將部分高關稅環節轉移至國內保稅區)降低稅負。
快速響應能力:本土供應鏈的響應速度更快,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快速調整生產計劃,減少庫存積壓風險。
政策支持與合規性:本土企業更熟悉國內政策環境,能夠更好地利用政府提供的關稅減免、出口退稅等支持措施,降低合規成本。
品牌與消費者信任:本土供應鏈能夠更好地控制產品質量與交付周期,提升消費者信任度,增強品牌競爭力。
(來源:汽配跨境掃地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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